正当白米炸弹客以激烈的手段引起社会对农村议题的关切；纪录片“无米乐”则藉由镜头，让观众感受农民真实生活中的尊严、智慧与无奈。　 　　这部获得二○○四年台湾纪录片双年展首奖的作品，由颜兰权与庄益增这对伴侣共同执导。背景是台南县的后壁乡，片中主要人物是四个老农民，没有旁白、没有多余的文字解说，导演尽量不介入影像中，让老农民用自己的语言、动作述说台湾农村的故事：农民的作息生活、农民的信仰、生命哲学，甚至大时代变迁在他们身上留下的真实痕迹。　 九二一的“地震纪念册”　 　　颜兰权与庄益增是台大哲学系的同学，毕业后颜兰权到英国学电影，一九九八年回台湾后先写剧情片剧本。隔年发生了九二一大地震，她不满意在电子媒体上看到的灾区故事，于是决定“要去看真的事情﹂。这个决定让她花了三年时间，拍成描述一个原住民部落重建的“地震纪念册”。　 　　刚拍摄时没有资金，颜兰权拿着刚过世父亲留下的一袋金子，换了一、二十万，加上举债，买了一套剪接设备。“拍纪录片像个大漩涡，会把身旁的人拖下水。”自称拍片当时“天天哀号”的颜兰权，把男友庄益增拖下水一起拍。外号“庄子”的庄益增也不再能悠游自在，他说：“这是我苦难的开始。”为了增强专业知识，庄子去念了台南艺术学院研究所。片子拍到一半，没钱了。刚好公视希望买他们片子，解决了钱的问题，也完成了第一部纪录片。　 　　为了生活，之后颜兰权接了文建会一个社区总体营造的案子，要拍摄后壁乡社区的故事。这个机缘带他们来到后壁。　 在后壁帮老农民发声　 　　后壁，就像台湾多数农村一样，没有太多年轻人，在田里耕作的都是五、六十岁的老人。拍摄过程中，颜兰权希望访问农民，村长介绍了三个人给她：七十五岁的老农夫昆滨伯、六十九岁的煌明伯以及“最年轻”的六十五岁文林伯。“当时做访问时，他们听不懂我的问题，他们的回答我也听不懂。庄益增看了我拍回来的带子，问我：“这种内容怎么剪？””颜兰权回忆道。没想到这三个原本“不及格”的受访者再加上七十四岁的昆滨伯母，却成了“无米乐”中最生动的主角。　 　　这三个老农夫，让颜兰权产生一种焦虑感，他们年纪都很大了，很多东西以后可能都留不下来，她觉得必须让他们发出声音。“不管你的对象是谁，拍纪录片的基本理念就是当对方没有声音，必须帮他们发出声音。”虽然首次采访他们的经验不太成功，但颜兰权直觉对方的故事有趣，就决定拍下去，“我从没想到“筛选”这个问题，而是要拍摄对象信任你，我们要打开他们的心。”刚好公视提供了经费，颜兰权与庄益增就两人花了十五个月，在后壁蹲点，走进了四位受访者的生活中，生动纪录了农村文化。　 四个鲜活的农村文化代言人　 　　昆滨伯，一个在日据时代受过初中教育的农夫，原本有机会离开农田去“上班”，也许今日已是个退休课长、靠退休金颐养天年的快乐阿公。身为长子的他，背起家里的生计以及还清父亲欠下的债务，留在农村务农。除了种稻，他也开一家种子行，兼卖花生。五十多岁时，眼疾瞎了一眼，让他反省为什么老天给他这种痛苦，唯一能想到做过失德的事只有一件：批发给人家的花生可能烘得不够干，让商家卖不好。从此，他要自己“更信神、更照起工做”。　 　　昆滨伯母二十岁嫁给昆滨伯，当时两人互不认识将陪伴彼此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另一半。昆滨伯母在“这口灶”（这个家）喝了无数“苦汤”，下田耕种，赶回家生柴煮饭，农闲时还得去工厂打工补贴家用。昆滨伯感念妻子的辛苦，但也只会在玩笑间表达对妻子的谢意。　 　　煌明伯，除了种田，也用传统手艺打棉被，还卖到欧洲。他说，父亲四、五十岁就悠闲地“照日”（在稻埕里晒太阳）、享受退休生活；自己到了六十九岁，依然辛勤耕地。他不容许土地上长杂草，他知道除草剂会伤害他所爱的土地，在大热天也要一锄头一锄头地清除杂草，一件汗衫拧出好几杯汗水。他也知道要“觉悟”了，年纪大了、“快轮到了”，不可能一直耕种到死──虽然心中还是放不下土地。　 　　文林伯养了后壁唯一的一头耕牛，除了种自己的田，也帮人家驶牛牦地。虽然农村经济不好，但他很知足，不担心稻作价格差、收入不好，因为大家都一样，除非别人都好，只有自己差才需要担心，他说：“不能什么事都靠政府，政府没有那么多钱。”　 土地就像你所爱的人　 　　影片主轴环绕着昆滨伯夫妇，再穿插煌明伯与文林伯的故事。从这几个平凡的农民身上，观众看到了台湾的农村文化、稻米文化。土地对他们而言，不是财产与商品，而是生命。昆滨伯一本笔记本详细记载着哪天插秧、施肥、下药。他说：“土地就像你所爱的人，她要吃冰，就买冰给她吃；她要漂亮，就买口红给她。”“做事人对土地没感情就会死。”“土地是养我们的，我们的生命在这里成长，土地若没生命，咱要吃个鸟！”这些话，不是政客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话，而是这些生活在土地上五、六十年的老农人说出来的心声。　 　　别以为农民是闭锁不知天下大事的愚夫愚妇。当昆滨伯口中说出二二八、蒋介石来台、“三七五减租”、“耕者有其田”、征收军粮与“肥料换谷”政策的种种与对农村的影响时，他不是没知没识的老粗，而是亲身经历这些历史变迁的影响。农民承受了这些遽变辗过的痛苦而生存下来。导演本来要找学者专家谈大的政经背景，后来发现老农夫讲得更好，“就一脚把学者专家踢出去。”出身屏东农家、自己也种过两年香焦、身分证上的职业还是“帮农”的庄益增说：“一些台北的知识分子、电视连续剧都有种刻板印象：乡下人是不识字又没卫生。事实上，他们的智慧是从生活中磨出来的。”　 　　工人家庭出身，自称是“都市俗”的颜兰权，不识庄稼，下乡每事问。阿伯阿婶们口头上念著「戆囡仔，怎么什么都不懂！”一边很得意地亲身教导展现各种农村的知识技能。“我们不断和他们讲话，他们觉得我们都对他们的东西有兴趣，他们就能展现出信心。”而导演们的镜头也记录下这些珍贵的农村文化。